笹川良一：战胜国审判战败国是不公平的，战争的责任不能全给日本_战犯_支持_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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笹川良一是日本二战期间的一位重要活动家，出生于1899年5月4日，地点是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小野原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中，这个家族世代担任着村长的职务。他的父亲笹川鹤义，是家族第十代户主，肩负着维持家族荣耀与村落管理的重任。

1914年3月，笹川良一顺利完成了丰川村小学的学业。在那里，他与未来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同班同学，令人有趣的是，他们的祖父之间还有着围棋上的友谊，这种跨越时代的亲密关系为他们后来的交流埋下了伏笔。

从小，笹川良一就立下了成为飞行员的志向。他后来加入了位于岐阜县的日本帝国陆军第二各务原航空团，接受严格的军事飞行训练，逐渐迈入军人的行列。

1925年，笹川良一利用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积极参与家乡政治，成功当选为丰川村的村务委员，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也为他日后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在经营娱乐经纪公司积累财富的同时，他还通过股市投资不断扩大自己的资产规模。笹川良一还慷慨向军方捐赠飞机和机场设施，作为支持国防的贡献，这些举措让他与军方高层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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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笹川通过他的弟弟支持了活跃于关西地区的浪人组织“关西浪人会”的藤吉雄。1931年，他创立了极右翼团体“国水大党”，并亲自担任该党的会长，积极推动极端民族主义思想。

该党致力于传播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理念，笹川良一本人尤为崇拜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他的私人护卫队成员统一身穿黑色衬衫，仿效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标志性制服，充满了象征意义。

1932年满洲国建国后，笹川良一成功拜会了满洲国的皇帝溥仪，这一重要事件使他的声望迅速提升，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政治人物。

同时，有传言称他与关东军著名间谍、被誉为“东方玛塔·哈里”的川岛芳子曾有过一段感情纠葛。虽然笹川良一承认与川岛关系亲密，但他对两人是否在约会始终含糊其辞，既未否认也未确认。

据传，川岛芳子因为察觉自身面临暗杀威胁，选择投奔笹川良一，从而引发了这段感情传闻。另外，也有说法认为，笹川良一作为国水大党主席，试图借助川岛芳子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将她招募入党以壮大势力。

1935年，在大阪铁道公司被接管期间，笹川良一与国民大党的其他领导人被控敲诈勒索而遭到逮捕。他在大阪监狱度过了大约四年时间，尽管最终被判无罪释放，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深远。

不久之后，笹川良一因极右翼思想和对法西斯主义的热情，独自飞往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回国后更加积极地宣传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远赴欧洲的行动得到了当时日本帝国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的默许与支持。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942年4月举行的第21届众议院总选举中，笹川良一以无党派身份参选，首次成功当选议员。据传，在东条内阁的各位大臣中，笹川与重光葵和岸信介关系尤为密切。

1945年12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日本政府逮捕笹川良一，他随后被以甲级战犯嫌疑拘押于东京巢鸭监狱。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八名被告执行死刑。次日，当局宣布无罪释放笹川良一、岸信介及儿玉芳雄等19名囚犯。当天除多田俊和本田熊太郎外，其余17人获释，而多田俊和本田熊太郎则因病于同月18日去世。

获释后，笹川良一将自己领导的国民群众党更名为国民劳动者联合党，重新开始他的右翼政治活动。他坚称：“太平洋战争后，由战胜国审判战败国是不公正的，亚太地区战争责任绝非日本一国独自承担。”

他还指出：“欧美列强在亚太地区长期建立殖民地并进行统治，理应承担部分战争责任。”他尤其批评苏联，称“违反日苏中立条约、单方面对日本发动攻击的苏联，应当受到严厉谴责。”

从入狱第一天起，笹川良一便开始详细记录日记，直到次年11月结束。在日记中，他生动描绘了巢鸭监狱的生活环境和ABC级战犯们的性格特点，反复强调自己“日本应走亲美反共的道路”、“必须拯救同胞免于饥饿”和“努力实现世界和平”的坚定信念。

据记载，他曾在狱中劝告东条英机：“你的死刑是必然的，但你应当明确表态，这场战争是出于自卫，且天皇对发动战争不负责任。”同时，他也呼吁改善战犯们在狱中的恶劣待遇。

在狱中，笹川结识了不少同为甲级战犯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后来形容巢鸭监狱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大学”，并称：“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比在外面所学多20到30倍。”

出狱后，笹川良一戒除了烟酒，投入支持战犯及其家属的事业，并纪念那些被处决的同伴。据说，他一直为宗教法人白莲社和家庭协会白菊遗属协会提供资金和精神支持，这些组织专门援助战犯家庭。那时，支持战犯及其家属被视为极其冒险的行为，因为这极有可能激怒盟军，几乎无人敢为之。

尽管如此，笹川仍坚持这项工作，他的家族保留了大量战犯及其家属写给他的感谢信，但生前从未公开过。笹川逝世后，这些信件由伊藤隆主编整理出版，题为《拯救战犯：笹川辽一与东京审判2》。

有趣的是，在巢鸭监狱服刑期间，笹川在一本名为《生活》的美国杂志上看到一张摩托艇的照片，被其动感与速度深深吸引。获释不到两个月后，即1949年2月，他联系老熟人弥次一夫和岸信介，联合游说主要政党、政府部门和专家，推动《摩托艇竞赛法》的制定。

在他的推动下，《摩托艇竞赛法》迅速获得通过，并由他本人获得了摩托艇比赛的主导权。为纪念笹川良一开创摩托艇赛事的贡献，日本从1974年起，每年5月举办SG赛事“笹川奖赛事”。

虽然最初有人主张废除摩托艇比赛，理由是该项目持续亏损，但笹川坚决反驳：“我愿意用个人财富支持持续亏损的地方政府，因为赛艇比赛终将产生利润，并对社会产生巨大贡献。”

1960年代，随着摩托艇比赛开始盈利，主管部门运输省将全日本摩托艇比赛协会改组为特殊公司，试图加强政府监管，包括行使人事任命权和将收入上缴国库的可能性。但笹川强调：“摩托艇比赛之所以兴盛，是因为我投入了私人资金。”

后来，他通过安排远离特殊法人制度的运输官僚担任关键职位，并向运输省相关机构捐款，成功压制了政府强化监管的呼声，逐渐使赛艇事业成为笹川家族的“私家事业”。

笹川良一在担任日本造船振兴协会会长期间，累计捐款高达4057亿日元，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捐款金额最大的慈善家”。此外，他还担任过全日本空手道联合会、世界少林寺拳法联合会、宇宙科学博览会协会和日本音乐振兴基金会的会长。

这些庞大社会活动的资金，主要来自船舶振兴会通过赛艇比赛销售获得的收入，赛艇比赛本质上是一项官方赌博项目，目的是补充地方财政并支持公益事业。

相比之下，自行车赛和赛马等其他公营赌博由政府设立的特殊公司严格管理，而造船促进会是一个基金会，掌握巨大权力的会长拥有高度自主权。尽管笹川身为会长不领薪酬，协会中的多个重要职位都由笹川家族成员担任，资金的受益方与捐赠方常常是同一批人。

1978年，有报道称该协会部分资金被挪用于股票投资，激起公众关注。1979年，笹川良一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的和平论坛上，提议向该组织捐赠100万美元。他说：“我曾被当作战犯关押，狱中悔悟，决定为和平而努力。”

会议结束后，教科文组织内部出现争议，质疑为何邀请“前战犯”笹川良一参加及接受其捐款。然而，由于当时教科文组织财政困难，美国和英国拒绝资助，捐款减少25%，在秘书长姆布的斡旋下，最终接受了笹川的捐赠。

笹川良一经常将原本应投入公益的赛艇收益捐给自己所领导的团体，甚至用于扩展个人社会影响力，因此经常遭受批评，被指用公款维护私利。

自巢鸭监狱服刑以来，笹川对美国保持好感，但对苏联则极度不满，因其在二战末期参战后，将日本战俘强制遣送到西伯利亚劳动营。

1995年7月18日，笹川良一因急性心力衰竭在东京圣卢克国际医院辞世，享年96岁。根据税务评估，其遗产价值约53.4亿日元，但多为住宅、林地和非上市公司股份，流动性较差；艺术品部分被怀疑为赝品。

扣除约37.5亿日元贷款后，遗产净值约15.9亿日元，因遗产税高达7.5亿，长子与次子均放弃继承权，最终仅三儿子笹川阳平继承全部财产，但同时也背负沉重债务，难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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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天津市